《論文》第三部分是說作家的風格是怎樣形成的，爲什麼同樣是作家，而表現能力不同？

第三部分原文如下：

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，又患暗於自見，謂己爲賢。夫文本同而末異，蓋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尚實，詩賦欲麗。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；唯通才能備其體。文以氣爲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致。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，至於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

前兩句是說遠近距離、時代早晚應以時代爲重。“向聲”指聲高不要虛名，要實事求是。“書論”指文書、公文體的文章，要富於理論邏輯性。“銘諫”，銘指碑銘一類，刻寫在物體上的字跡、標誌；諫指衰祭文，記述死者德行的文體，表示對人生前事蹟的表述和悼念、這類文體應當不虛假。“詩賦欲麗”詩詞歌賦一類的文章，應當清新秀麗。這四類文章因文體不同，都能寫好的人不多，只有全面發展的人，無所不通的人才能把它們都寫得比較好。

文章的風格，主要是由作家的氣質決定的，也就是作家的個性，清揚上升或渾濁下沉。情緒表現出高潮和低潮、不同的個性表現出不同的風格。至於表現能力，則由作家的才幹爲主要因素，“不可力強而致。”也即是說才幹不同，就會有不同的表現能力。

這就比如音樂，“巧拙有素”。“曲度”、“節奏”指一首曲譜所規定的音調高低、快慢，引申爲彈奏音樂的優劣，是由音樂規律技巧決定的。至於吹奏樂器、歌唱家、戲劇小演員，則由引發的中氣，也就是丹田之氣決定的，這完全取決於平時的素質修養。這種素質技巧，雖然有的在父兄身上具備，卻不能“遺子弟”，也就是說無法強加在子弟身上。是說這種素質技巧是無法遺傳的。正如漢人桓譚在《新論》中所說：“唯人心之獨曉，父不能以禪子、兄不能以傲弟也。”（未完待續）